编者按：
2025年是故宫博物院建院一百周年。一百年前，紫禁城挂起故宫博物院的门匾，皇家宫禁成为广大民众参观古代文化遗产的艺术博物馆。从此，一代代故宫掌门人接力相传，守护国宝，肩负起时代所赋予的庄严责任。
受到法国罗浮博物院启发
1924年溥仪出宫后，政府即开始点查清宫物品，以宫殿为单位，由入门左侧起，将物品逐件编号、依序记录。因清宫殿堂众多，善后委员会将各宫殿逐一按“千字文”编号，如乾清宫为“天”，坤宁宫为“地”，南书房为“元”，上书房为“黄”等。物品的编号有总号、分号之别：橱柜箱架各为一总号，以中文书写；置放其内之物则属总号之下的分号，以阿拉伯数字记之。
点查作业以组为单位，将各组派赴各宫殿点查，谓之“出组”。每次清点，除工作人员外，还有军警参加，参与者最多时有近二十人。每组各有一张担任职务签名单，称为“组单”，上列六大工作项目：查报物品名目、登录物品、写票（据点查登录簿所记编号写成票签）、贴票（将票签粘贴或悬挂于物品上）、事务登记、照相（重要物品需照相）。
清宫物品点查从1924年12月24日开始，在将近十个月中完成了大量工作，善后委员会也开始编辑出版《清宫物品点查报告》，并向社会公开。物品点查工作的开展，对于故宫由皇宫向博物馆的转变起到了推动作用。
1924年12月22日，根据清室善后委员会组织条例中第四条规定，成立了以易培基为主任的国立图书馆、博物馆筹备会，并着手建院前的准备工作。清宫物品点查过程中，李煜瀛等人考虑到故宫内“关于历史文化者甚巨”，只有把这项“革命事业”转化为“社会事业”，方不致“受政潮之波动”的影响。李煜瀛早年“在赴法留学时，在巴黎见到法皇的狼宫，在法国大革命后改成罗浮博物院（编者注：即卢浮宫），也就是狼宫博物院。这引起了他的注意，想回国革命成功后，将清宫改为博物院”。可以说，李煜瀛建立博物院的想法由来已久。成立博物院得到了段祺瑞执政府的支持，他每日还派各部长官前往察看。由各部遴选出会同点查的四人中，也非有二人到会不可，且清查所需经费皆由财政部指拨。
设“古物”“图书”两馆
1925年9月29日，李煜瀛召集清室善后委员会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筹备会起草的《故宫博物院临时组织大纲》及《故宫博物院临时董事会章程》《故宫博物院临时理事会章程》。清室善后委员会决定以溥仪原居住的清宫内廷为院址，尽快成立故宫博物院，断绝溥仪复宫的可能，保护国宝安全；考虑从清宫接收的公产多为古物和图书，而世界各大博物馆也大多藏有古物及图书文献，因此规定博物院设“古物”“图书”两馆，采取董事会监督制和理事会管理制，并对董事会、理事会的职权与义务作出了详细的规定。
经遴选，第一届董事及理事名单确定，二十一位董事都是政界、军界、学术界的名流，在社会上有着显赫的地位和影响力。有的人（如严修）虽被推为董事，但本人并没有接受，这可能是临时董事会没有召开，没有推举董事长的一个原因。董事会的职权为：推举临时理事长及理事；审核全院预算决算，保管院产；监察全院进行事项；议决理事会及各馆提出的重要事项；筹备正式董事会及拟定董事会条例。董事长没有选举，应该是没有来得及召开董事会的缘故。据《故宫博物院临时理事会章程》，理事会作为决策中心执行全院事务，分馆务、总务两种。馆务由古物馆、图书馆处理，总务设总务处处理，另外还规定：“第二条 本理事会所属古物馆、图书馆，各设馆长一人、副馆长二人，馆长、副馆长为当然理事。第三条 除上条当然理事外，其余理事，由筹备主任就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中聘请之。”临时理事会由理事九人组成，即李煜瀛、黄郛、鹿钟麟、易培基、陈垣、张继、马衡、沈兼士、袁同礼。
现在学界普遍认为，善后委员会组织成立故宫博物院是遵行了黄郛摄政内阁于1924年11月7日下达的命令，因为李煜瀛在开院典礼上就是这么说的。但要知道，黄郛摄政内阁在故宫博物院开院时早已下台（1924年11月24日黄郛摄政内阁解散），因此，故宫博物院的成立绝对不能说是执行1924年11月7日“大总统令”中的设计，故宫博物院的成立是“冯玉祥、黄郛摄政内阁驱逐溥仪出宫”这个因结的果，但其之所以在1925年得以成立，则离不开段祺瑞执政府的支持。
以往研究故宫博物院史的论著，都强调故宫博物院成立的非政府性。确实，现在还没有发现足以证明是北洋政府成立故宫博物院的相关档案文献，但笔者在研读相关文献时，越来越倾向于故宫博物院的成立是政府行为。
开院之日“万头攒动”
故宫博物院开院前夕，京津各大报都登出了“故宫博物院开幕广告”。
开院之日，李煜瀛手书的“故宫博物院”匾额已高悬在神武门上方，门外搭起了花牌楼。顺贞门内竖起了大幅《全宫略图》。请柬发出了三千五百份，从临时执政段祺瑞，到军、政、警、法、工、商、学、新闻等各界，都在被邀之列。靠近北京的各省督办及名人，也都专柬邀请参加。黎元洪、冯玉祥、张作霖、李景林等不能亲自参加的，都复了信、派了代表。
1925年10月10日下午二时，故宫博物院开幕典礼在乾清宫前隆重举行，庄严宣告故宫博物院成立。朝野各界要人出席了典礼。开院典礼由清室善后委员会监察员、故宫博物院临时董事会董事庄蕴宽担任主席。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故宫博物院董事、理事李煜瀛首先报告了清室善后委员会工作与故宫博物院筹备情形。前摄政内阁总理、故宫博物院董事兼理事黄郛讲话指出，故宫化私为公，成为博物院后完全属于公有财产，并对敌视故宫博物院者提出严正警告。京畿警备司令、董事兼理事鹿钟麟称其去年所作之“驱逐溥仪出宫”是为民国、为公而“逼宫”，划开了与旧时代的距离。王正廷、蔡廷干、于右任、袁良等也都相继发言，阐述建立故宫博物院的深远意义，吁请各界支持。
北京各方市民纷纷涌到故宫，除观看开院大典外，更欲一睹数百年来壁垒森严的皇家禁地及神秘藏宝。“数千年宫殿尊严，昔为梦想所不可得到者，今则略破悭囊，即允吾人昂首阔步，眺望谈笑于其间。不可谓非新中国成立以来，求治益乱，求合益分之现象中，独此一事，是以差强人意者。”“惟因宫殿穿门别户，曲折重重，人多道窄，汹涌而来，拥挤至不能转侧，殿上几无隙地，万头攒动，游客不由自主矣。”
紫禁城这座昔日皇帝居住的禁区，变为了人民百姓自由参观的场所：一座国家博物馆。紫禁城由皇宫转向博物院，所代表的是一种由国家权力所认可的主体记忆，既是去除帝制合法性的途径，也能够借此向民众渗透破除帝王权威、扫除旧有势力的观念，从而严厉地摧毁皇家权威和尊严。其所展现的虽是“文化遗产”，打造的却是政权合法性，强烈地传递了“革命”的意识形态，并将“共和”与“革命”画上了等号；同时塑造了现代文明的一个样板，开辟了中国博物馆事业的新纪元，在当时的社会及现代中国产生了巨大的效应，产生了诸多积极的作用。
故宫博物院的成立也是中国博物馆事业走上正轨的开端。
【节选自《故宫掌门人1925—1949》，中华书局，2025年3月】（作者为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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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章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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